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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2024年12月11日 09:01 0

文章目录：

1、3万人“边城”何以名列国家公园2、文物建筑，留得住更要护得好3、文物建筑，留得住更要护得好（人民眼·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3万人“边城”何以名列国家公园

陕西省佛坪县大古坪村一景。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陕西省佛坪县大古坪村的王小林有一只唤作“胖胖”的爱犬，是一条不怕生人、喜欢在山路上短程急速奔跑的边境牧羊犬，要有人向山下的小溪里投一颗石子儿，胖胖能冲进碎石底床的河水中，衔起一块小石头，在飞溅起的水花中一边摇头摆尾一边朝人咧嘴笑。但在2014年到2015年之交，这里一度为预防犬瘟热病毒对附近大熊猫构成生命威胁，而将村子变成“无狗村”。

陕西省佛坪县大古坪村村民王小林养的边境牧羊犬“胖胖”。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据《佛坪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县户籍总人口为32572人，一座体育馆就能容下全县人。但这里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族群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里的高铁可以直通北京、上海。在今年10月12日，作为熊猫第一县的佛坪，名列大熊猫国家公园序列。

城市：在争议中变得精致

一列乳白色动车在细雨中穿越秦岭山脉，绕过一道山梁，窗外开阔起来，远处烟雨中的小山包剪影，像馒头般挤在一块。来自北京的IT工程师赵东陪妻子回汉中探访岳父母，在窗外看到一只大熊猫肖像隐现在茫茫青葱中，颇为意外，陕西还有这样精致的地方？

佛坪高铁站前广场造型新颖的熊猫拱门。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县城狭长清亮，东西宽度甚至不到一公里。整齐崭新的楼房傍着秦岭山麓，立在椒溪河两岸，人们无论住在哪个方向，推门都能看到山。县城没有“打折促销”“洗剪吹十九块八”之类的音响外放，街道上能见到被誉为“西北动物标本展览第一馆”的秦岭人与自然博物馆，大熊猫形状的雕塑，图书馆和复古风格的商业街，在竹林掩映中，建筑显得静谧、安详。即使打开酒店7层楼的窗户，也能听到桥下的溪水声。

佛坪县城商业街。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佛保局”）高级工程师曹庆，199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佛保局工作，曹庆形容90年代的佛坪，是一个难通人烟的“边城”，小小的县城，从南头走到北头，一支烟，都熄灭不了。而整个佛坪隐藏在层层叠叠的秦岭山麓中，去西安、北京都需要提前三天甚至一星期时间买票。“所以，当时刚来佛坪的时候，心情是有些复杂的。我们当时同学都去像西安这种大城市了。佛坪？太小了吧。”

而后的故事，佛坪人认为，是一场以大熊猫为主角写出来的城市史诗。这座3万余人的城市，不仅逃过了撤销县级行政单位的命运，而且还在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2017年，佛坪县成为全省率先脱贫摘帽的4个县区之一；2019年，佛坪县跻身全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综合评价“好”序列，位居全省各县区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第一方阵”，并获评全省践行新发展理念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县”；2011年以来累计4次获得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县”殊荣；2020年7月22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特色小镇在佛坪县挂牌。

整个佛坪隐藏在层层叠叠的秦岭山麓中。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今年7月，全佛坪县因为有9辆出租车而在互联网上热议，现在佛坪的出租车已经增至10辆。在这座同时拥有共享汽车、共享电动车的城市，跑出租车好像并不挣钱。高铁站广场因为下过雨，更显得冷清，四辆出租车在站前街一动不动地停了两个多小时，出租车车主表示，一天有时候只能挣十几块钱。一位住在县城北头的酒店老板娘，习惯出门扫一辆熊猫形状的共享汽车，“佛坪那么小，到处是车，共享电动车，共享电车、自行车，还有出租车。出门真是好方便的哟。”

佛坪虽然小，但这几年发展速度很快。曹庆54岁了，喜欢带外地来的客人，去城南一公里的一处高地上溜达，那儿完整保存着县城30年前的样子：红砖低檐的平房，窗棂上布满灰尘，里面堆满了杂物；平房临高地边缘而建，弯成新月形，正对着几座墙体厚实的五层小楼，“这座楼，以前是全佛坪最高的建筑。在1986年，有个记者来这儿采访，说这座楼——在那会儿算是高楼，对望群山，气势雄伟，像一座布达拉宫。”曹庆说这是曾经的佛保局办公场所，“那会儿，有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远处，高铁动车从山林和白色楼林前穿过，面前墙皮有些脱落的“布达拉宫”相比之下显得低矮、破旧。下方有一座崭新的塑胶操场，一群孩子在上面踢足球。“这就是超级气派的佛坪中学了，楼和操场都是新的。”有居民说起佛坪中学来，脸上露出自豪，“外面大城市学校有的东西，佛坪中学都有。”

佛坪县高铁站。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现在孩子也幸福，周末出去玩，说去汉中就去汉中，说去北京、上海、秦皇岛，一张票，就走了。”一位县公务员告诉记者，这些年，交通方便，离开佛坪的年轻人多了；外地考过来的年轻人也不少，“佛坪生活安逸，住得久了，在街上一溜达，走几步就能见到熟人，就需要打几声招呼。”

《佛坪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佛坪县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数有2991人，有位超市店主说，“在县城街上随便拦下个人，家里都有在事业单位上班的。”26岁的刘坤，在两年前从汉中南郑区的老家考到佛保局，在大古坪保护站做一名巡护员，“这里人不算多，但现代化的设施很全，有高铁有图书馆有商业街，所以在这里生活，压力较小，比较舒适。”

历史上，佛坪人口最多超不过四万，但在清朝时期，这里就设置了与州、县同级行政机构的厅。《佛坪厅志》载：1824年，时任陕西巡抚卢坤在上呈给道光帝的一份名为《会议添设佛坪厅治疏》的奏折中称，佛坪地处秦岭偏远山地，容易引发动乱，而地方官府的管理，却又鞭长莫及，最终，道光帝于1825年设立佛坪厅，管理范围横跨秦岭南、北麓，治所位于现在的周至县境内、秦岭北麓的“佛爷坪”。

1958年，佛坪县因人口稀少等因素，被撤销县制，当地便因位居深山、交通闭塞成为土匪啸聚之地；《佛坪县志》记载：一伙由三百多人组成、从甘肃至当地瓦寨子村的犯罪分子，阴谋以秦岭的崇山峻岭为掩护，在当地发动暴乱。在1961年9月，佛坪再次恢复县制。

“以前县制存在，是要防匪患；现在有了更大的使命，就是要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并带动深山里的人们走向富裕。”一位县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佛坪县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省引汉济渭工程的主要调水点，“这里有大熊猫、羚牛等珍贵物种，将原始森林生态保护完好，是政府和群众的共识。”

乡村：在奉献中守候

秦岭在地图上是一条区分中国南方、北方的线，但要走在现实环境中，秦岭是人的脚步难以走出的森林宇宙。“这一座座山，一道道岭，一条条河，巡护人员是要用脚步走完的。”59岁的熊柏泉，从1980年，在佛坪保护区筹建起就参与野生动物巡护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巡护，监测，防火，制止非法入区。”

59岁的巡护员熊柏泉。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巡护员是跋山涉水的工作，需要记录每条样线上的植被变化，以及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出没频次及其痕迹等情况。秦岭大熊猫调查工作开始于1974年，此后约每隔10年调查一次。近300平方公里的佛坪保护区全部被列入重点调查区域，平均每两平方米即布设一条样线，每条样线长度在5-10公里，“而这些样线，需要人徒步走完。”熊柏泉走了40余年，现在有时候早晨起床，会感觉关节疼，“去远些的监测点，蹚几十次河是常有的事；还有时候，雪封了山，只能在山上住。几十年下来，一些关节毛病就落下了。”

巡护员在巡护工作中趟河是常有的事。受访者供图

竹林深处流出一条溪，在右边冲出一片碎石滩，在有些河段，能看到一层一层扩散开来的白色钙华。“就是在这条河边，人们发现了一只棕色大熊猫，给它起名叫‘丹丹’。”曹庆介绍，这是在1985年发现的，是世界上第一只被人们发现的棕色大熊猫，已被作为标本永久保存在佛坪县城秦岭人与自然博物馆里。奇怪的是，丹丹和弯弯生下的秦秦，却没有任何棕色，“有时候，我们也会八卦，为啥棕色的妈妈却生不出棕色的儿子呢？”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曹庆，介绍世界上第一只被发现的棕色大熊猫丹丹标本。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拍摄制作

尽管佛坪保护区是中国野生大熊猫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但是在野外见到大熊猫并不容易。做了两年巡护员的刘坤，仅见到两回野生大熊猫，“当时一只熊猫妈妈在树下，熊猫宝宝在树上。”刘坤回忆，当时在远处看着它们，约有一分钟时间，它们就离开了。

“能见到一分钟就不错啦。野生大熊猫是非常机灵的，一遇到人，马上就会逃跑。只有伴侣或者宝宝在树上的时候，熊猫才不急着走。”熊柏泉说，能见到一次大熊猫，是很幸运很值得的事。

棕色大熊猫丹丹发现地悬马沟。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曹庆说，根据文献，野生大熊猫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进食14小时，玩耍1小时，其余时间用于睡觉。基于丰富的食物基地，基于低能量的食物，每只大熊猫绝大多数的时间，只能心无旁骛地过着吃饱了睡、睡醒了吃的生活。

村民们也和巡护员们一样喜欢大熊猫。大古坪村村支书王小林曾是中科院动物所的本地向导，被村民们称为“民间大熊猫专家”，“其实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在村子附近见过大熊猫，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大熊猫。再到后来，带科研人员进山做学术研究，给他们当向导，慢慢地，就掌握了大熊猫的习性和特征。”

一只叫喜悦的公熊猫正在抱一根竹子大嚼，王小林在离它约一米处，按下相机快门。“和喜悦认识十七八年了，它不怕我。”王小林回忆，喜悦一开始是个熊猫宝宝，爱吃竹笋，现在已经是熊猫界的爷爷辈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寿命在20多岁。但喜悦在三四月份发情期，还和其他熊猫打架抢老婆。”

秦岭人与自然博物馆里有一张喜悦求偶的照片：喜悦在坡上徘徊，母熊猫在坡下藏着不肯出来。“那是2018年春天，喜悦坚持不懈地尾随母熊猫，也许母熊猫想找一位年龄般配的情哥哥，不愿意嫁给这位爷爷级别的‘大咖’，于是躲进一处洞里。喜悦是‘老江湖’，准确地知晓‘美眉’所在的中心位置，在母熊猫藏身处的洞穴上方徘徊。如果我掌握熊猫世界的语言，真拿不准是告诉喜悦‘美眉就在石头下边的洞洞里藏着’，还是告诉熊猫小美女‘藏好，坚持住，老大爷正在头顶呢’！”曹庆在一篇文章中用拟人化手法如是写道。

在秦岭人与自然博物馆里收藏着大熊猫喜悦在求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村民觉得，熊猫可爱、珍贵，破坏了庄稼作物或者偷吃了蜂蜜，都不应该生气，况且现在国家也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的补贴。55岁的宋怀莲觉得熊猫吃点东西，也是帮国家照顾国宝了，甚至有时候都不申请补助，“吃就吃了呗。熊猫吃我家东西，我不心疼！”

2014年12月6日， 8岁的雌性大熊猫“城城”发病并确诊为犬瘟热，在12月9日下午1时50分死亡；24日，和城城同龄的“大宝”也被确诊患上犬瘟热，在2015年1月4日下午1时左右死亡……

“当时把我们心疼死了，科研人员们心疼，村民们也心疼。”曹庆回忆，当时保护区所有人员都很担心，全区进入紧急状态，“冬春之季，病毒容易流行。犬瘟热是犬感染犬瘟热病毒而患的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在犬所患的各种疾病中无论是传染强度，病情的严重程度，都是很高的。”

“那会儿，我养了两只边牧，也好几岁了。村里也都家家养狗。但实在害怕狗将病毒传染给大熊猫。我们就将村里所有的狗，杀死了。”王小林说话间，胖胖在火炉旁依偎着一只人的脚睡觉；在门外，一只同样是王小林家里的拉布拉多犬看着远处红遍群山的山茱萸树。

王小林家养的两条边牧。新京报记者赵利新摄

“从2015年后，村里的狗严格检疫、接种疫苗。其实，我们村里祖祖辈辈都养狗，因为村子离着野生动物太近，有狗在身边，会比较踏实。”宋建才抓起一颗石子扔进溪流里，边牧胖胖立即冲下山，将铺满石子的河床搅动得摇摇晃晃，衔起一颗石子来朝岸上的人摇尾巴咧嘴笑。

羚牛、熊猫、朱鹮、金丝猴……这些珍稀野生动物，在这座秦岭腹地的县域里生活着，让常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感到由衷自豪。你在野外见过大熊猫吗？对于这样的问题，邻近自然保护区的人们会见怪不怪，谁还没见过大熊猫呢？

邻近佛坪自然保护区的村民，似乎对“大熊猫国家公园”这样的荣誉见惯不惊，就像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在背着竹篓、拎着锄头，于溪涧、地头中忽然遇到一只憨厚可掬的大熊猫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和久别时日的邻居重逢。

新京报记者赵利新

编辑唐峥校对王心

文物建筑，留得住更要护得好

本报记者原韬雄姜晓丹郑洋洋周欢

引子

“啪、啪、啪”，赤脚踏在石板上的声音，91岁的闫俊良老人始终忘不了，那是童年在村中永寿寺读书时的一段记忆。

山西长治沁县漳源镇西倪村西北角，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永寿寺坐落于此。寺庙曾用作学校、粮仓。闫俊良儿时就在这里读书，晚上也睡在这里。

2021年，一场罕见的暴雨造成永寿寺天王殿倒塌，正殿也岌岌可危。“以前，村民集资小修小补，但天王殿倒塌后凑不够修缮的钱。”望着如今修缮完好的永寿寺，闫俊良百感交集，“能迎来新生，多亏了省里出台保护低级别文物的政策。”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202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我国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文物建筑有40万余处，其中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低级别文物建筑占95%以上。此类文物建筑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产权复杂，保护管理难度大。加上相关投入不足、基层保护管理力量薄弱，部分文物建筑面临损毁危险。

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持续改善低级别文物保存状况。”

近年来，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越来越受到关注，许多地方进行了探索。其中，山西“探索利用一般债券创新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路径”、广东中山“‘岁修制度’实现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全覆盖”、江西新余“古桥专项保护行动破解低级别文物保护难题”，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我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级别文物应如何保护？记者赴山西、广东、江西采访。

量多点散，低级别文物保护修缮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山西古建更受关注了!”去永寿寺的路上，沁县文物旅游发展中心文物资源股股长李加嘉感慨，最近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让山西古建备受关注，迎来许多游客探访，“而我们每天接触的文物，大多是受关注较少的低级别文物。”

作为文物大省，山西不可移动文物在册登记数量达5.3万余处，其中低级别文物占九成以上。

黄河环绕，太行绵延，山西过去交通不便，大量散落乡野的古建得以躲过兵灾火劫，穿越千百年。“但这也造成巡查不便，保护难度大。”李加嘉说，永寿寺便是其中之一。

青瓦新覆，墙砖近砌，刚刚修缮完毕的永寿寺展露新颜。“要不是两年前的摸底调查，还发现不了这是一座元代木构建筑。”李加嘉如此强调年代，是因为元代及元代以前的木构古建筑，山西省仅有500多处。

对永寿寺“再发现”的过程充满偶然。

2021年10月，山西省部分地区降下暴雨，大量低级别文物面临损坏和坍塌危险。雨后，山西省有关部门紧急为文物搭建彩钢瓦顶棚，让它们免遭雨淋，永寿寺的正殿及已倒塌的天王殿也都撑上了“伞”。

2022年，山西对全省低级别文物详细摸底。

“一抬头，就被震惊了!”当年5月，李加嘉踏入永寿寺正殿，头顶的板棚一角已坍塌，显露出屋脊内部结构。过去，村民为了方便使用，在横梁下装上了板棚，故而隐藏了关键的历史信息，永寿寺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后被认定为明清建筑。

“这是‘驼峰’啊!”李加嘉难掩兴奋。“驼峰”是支撑梁栿的一种结构，多见于唐、宋、元时期的木构建筑，因形似驼峰而得名。从事文保工作10余年，李加嘉对这种结构很熟悉。

他立即拍照，将这一发现告知山西省古建筑协会秘书长贺大龙。约一周后，贺大龙与几位专家来到永寿寺，彼时板棚已被全部拆除，永寿寺的历史信息一览无余——

斗拱正中外伸部分的“耍头”下斜；柱端“卷杀”为细腻柔美的圆弧状；水平承重的横梁采用自然弯材，几乎未切割雕琢……“这些特点都表明，这座建筑可追溯至元初甚至金末。”贺大龙同样兴奋不已。2023年，永寿寺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山西，从低级别升格为市保乃至省保、国保的文物并非个例。“低级别并不意味着低价值。由于文物数量庞大、基层专业文保人才不足，不少低级别文物的价值还未被充分认识。”贺大龙说。

保护不及时，有的文物等不到价值被发现的那天便已消失。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近30年间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李加嘉直言：“低级别文物修缮保护，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以保护古桥为目标的“赛跑”正在展开。

渝水区良山镇黄虎村有两座古桥，一座双孔桥，一座三孔桥。村民龚斌心中一直有个疑问：“有‘二’有‘三’，会不会还有‘一’？”

后来，龚斌问乡亲、查家谱，证实这个“一”的确存在!根据村中老人的回忆，他在村北头，用镰刀砍开丛生的杂草和藤蔓，终于见到这座一孔桥：南侧桥体已小面积坍塌，引桥处的青条石全部缺失，桥拱有一条4厘米宽的裂缝。

“听老人们讲，这座桥边曾有一口古井，井水甘甜清冽，往来行人常在此处饮水解渴。”听到桥的过往，看着桥的现状，龚斌的眉头紧锁。双孔桥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塌了一半。“修桥要一大笔费用，村集体收入有限，根本无力修缮。”有心修桥的龚斌只好作罢。

“古桥是新余数量较多、最具乡土特色的低级别文物，不少古桥受制于产权、资金、受重视程度等因素，保护难度大。”新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党组成员、研究馆员高增忠说。

2019年，新余市启动古桥专项保护行动，市文保部门对全市古桥开展全面普查，在复查已登记的237座古桥的同时，又新发现了19座，全市古桥数量增至256座。

“我们编制古桥保护规划，为每座古桥建立信息档案，并挖掘其背后的故事。”高增忠说。

多元投入，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

2021年，在外奔波多年的龚斌回黄虎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很快又有了修桥的心思。省内省外考察小半年，经估算，修缮3座桥，得100万元以上。相对而言，村里能拿出的修缮资金远远不够。

得知市里正在开展古桥专项保护行动，龚斌看到了希望。2022年，他邀请专家到黄虎村实地调查，初步判断一孔桥系元代建造，双孔桥和三孔桥为清代建造。

黄虎村申请到60万元古桥保护专项资金，加上村集体和乡贤自筹资金50多万元，半年多时间就完成了3座古桥的修缮。

每年，新余市投入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古桥保护。“为取得更好的保护效果，还得多渠道筹集资金，调动各方保护积极性。”高增忠介绍，起初两年，修缮点位主要由文物部门确定。2021年起，改由县区和乡镇自主申报，资金来源也由财政单一投入，逐步变成了“市级补助一点，县乡配套一点，村民自筹一点”的模式。

目前，新余市已有近40座古桥得到抢救性保护。

资金缺乏，是低级别文物保护面临的普遍难题。对于数量较大、维修费用较高的文物而言，文保资金本就有限，能够用于低级别文物的少之又少。

以沁县为例，每年安排的县级文保资金仅10万元。李加嘉说，这笔钱用于日常维护都捉襟见肘，遑论耗资百万元以上的永寿寺修缮工程。

2022年底，山西省文物局和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全面加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通知》，永寿寺修缮迎来转机。

“我们力争用10年时间，区分轻重缓急，逐步实现全省低级别文物应修尽修。”山西省财政厅文化处处长李晋涛说。

2023年，永寿寺被确定为沁县首批使用一般债券进行维修的文物，耗资275.2万元，于今年9月完成修缮。

“这场资金‘及时雨’加快了全市低级别文物的总体修缮进程。”长治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郜治平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治市级财政投入低级别文物保护的资金，已从2012年的每年100万元增至目前的每年2500万元左右，但仍存在较大缺口。通过利用一般债券，全市2023年用于修缮低级别文物的资金达1.18亿元，往年最多修缮10处，去年增至75处。

2023年，山西共安排一般债券资金3.58亿元，保护修缮低级别文物299处。

文物保护宜早不宜迟。做好抢救性保护的同时，探索预防性保护措施更值得关注。

广东省中山市是著名的侨乡，19世纪末20世纪初，侨胞们在这里留下了中西合璧的碉楼建筑群，颇具特色。

位于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五星白庙东五巷20号碉楼矗立百年，业主早已移居海外，由其远房亲戚洪彩银老人居住代管。

洪彩银平日住在一楼，窗户锈迹斑斑，屋内电线老旧，“都不敢同时打开多个电器，不然会跳闸。”更让洪彩银忧心的是，碉楼的二层和三层屋顶漏雨、墙面开裂，部分楼梯已被白蚁蛀蚀。

社区工作人员建议修缮，但业主远居海外，并无意愿，洪彩银退休金有限，无力承担。

“低级别非国有产权文物是保护的薄弱点。”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遗产科科长吴荣超说，“相较于出现大问题后投入大量修缮资金，做好日常‘体检’‘治未病’，更有助于文物保护。”

一岁一修。2023年，中山设立不可移动文物岁修补助资金，推行文物岁修制度，以每年定期保养维护替代大修缮。

制度规定，中山对全市所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且工程单个预算总额5万元以下的日常保养维护项目，进行全额补助。

外墙修补、电路改造、屋顶防水、清除白蚁……洪彩银居住的这栋碉楼，如今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2023年，中山市补助首批不可移动文物岁修日常保养维护项目188个，已实施完成184个。

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存和延续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

修缮文物，除了对建筑结构“强筋壮骨”，留存文物的历史信息也至关重要。贺大龙说，从修缮方案设计到施工过程，都要倍加谨慎精细。

“没想到能有机会修一座元代建筑。”山西蓝胜古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赵鹏带领团队，为永寿寺制定整体修缮方案。

“你看，这根梁木有何不同？”赵鹏指指头顶上方的正殿梁架：半根采用的是原材，自然弯曲，半根是补接的新料，削切方正。

“这根旧木朽烂了一半，换掉最方便。但我们尽可能保护文物原状，尽管耗资更多，却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延续了文物真实性、完整性。”赵鹏说，这也便于区分文物原有部分和新修部分。

古建修复，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的基本原则。

“正殿近百个勾头(屋檐筒瓦)，只留存下来一个，我们修缮时依此复制。”赵鹏告诉记者，永寿寺正殿屋脊上的装饰性构件鸱吻已全部遗失，便参照周边遗存的同时代、相近规制的古建，结合当地群众描述，寻找形制相近的鸱吻进行仿制。

修缮已经倒塌的天王殿，则是对散落朽烂的结构部件进行复原复制，再按榫卯结构搭建，不用一颗钉。

永寿寺还存有壁画，年代尚不可考。几十年前，村民紧贴着原有墙壁垒起新墙，剥离难度较大。赵鹏表示，对于修复难度大、目前不具备修复条件的部分，将做好保护，为未来时机成熟时修复打好基础。

为提升保护能力，永寿寺还新建了排水系统，在天王殿和主殿之间安装监控摄像头，并接入长治市文物监控平台。

永寿寺修缮期间，年事已高的闫俊良多次前来查看。修缮完成，他写了两副新对联。“这里承载了太多回忆，我希望它一直都能被保护得好好的。”闫俊良说。

文物修旧如旧，正是为了留下记忆、记住乡愁。

石陂风雨桥位于新余市分宜县钤山镇石陂村，建于清代。修缮前，风雨桥不仅石质桥体受损，桥上的木质亭廊也严重朽坏、倾斜。为方便通行和歇脚，村民们曾在桥上抹了水泥、添了水泥凳。这些后来添加的部分，破坏了文物的整体风貌，修缮时被全部清除。

补桥，使用传统三合土夯筑；修亭，请有资质有手艺的老工匠……动工前，施工人员特地询问了年长的村民，考察了周边相似形制的文物，力争修旧如旧。“修后的风雨桥，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74岁村民袁功成甚是喜欢。

旧模样，更吸引人。石陂风雨桥成了村民们日常休憩的好去处，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多方参与，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这些瑰宝

戏水、喝茶、拍照……今年夏天，黄虎村迎来游客2000多人次，带动罗汉果、蜂蜜、香芋等特产热销。三座古桥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助推器”。

爱古桥，看行动。村干部和村民志愿者对古桥开展定期巡查。“古桥成了村子的名片，要把它们保护好利用好。”龚斌说。

呵护好、珍惜好这些文物瑰宝，不仅需要资金，需要良方良策，更需要多方参与。

近年来，多地出台政策，加强基层文物保护机构人才建设，充实文物保护力量。

2022年4月，江西出台加强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编制保障的实施方案。当年，新余市渝水区文物保护中心新增了15个编制，500多处低级别文物有人护、有人管。

“以前，基层没人手，也不大会干，渝水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主要依靠市级单位的专业人员。如今，区里的文物保护队伍逐渐成长起来。”渝水区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过元庆说。

2022年5月，山西省文物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由省级财政承担费用，山西大学教育培养，连续5年通过高考选拔，面向全省县(市、区)定向培养600名文物全科人才。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介绍，文物全科人才通过4年的培养，不仅要初步具备考古研究的能力，还要兼具文物日常保养、文化遗产宣传等基层文物工作的能力。

李姝锦是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全科方向的大二学生，暑假期间回到家乡运城市盐湖区，参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辨认斗拱、屋檐样式，知识从课本走到了眼前；应用无人机、差分定位设备，头一回摸，第一次学……短短一个多月，李姝锦收获良多。

李姝锦和同学们毕业后，将在县(市、区)及以下文物保护事业单位定向就业。

“我们针对基层文保单位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有针对性地引进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力量。”高大伦说，稳定的基层人才队伍，将为低级别文物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山东、陕西等省份也启动了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工作。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低级别文物保护广受关注。针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国家文物局2022年专门发布《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山西、福建、安徽等地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认领认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通过“拯救老屋行动”等，对乡村文物建筑进行修缮……

创新方法，技术赋能，文物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永生”。

在山西运城新绛县永丰庄村的一座关帝庙，几名工作人员手持仪器，正对庙内壁画进行扫描。高分辨率成像技术，能够发现人眼无法识别的细微裂隙；多光谱成像仪和高光谱成像仪，可以获悉内部空鼓病害范围、识别壁画的物质成分和结构，就连隐藏于画下的原始线稿也能捕捉得到。

2023年起，山西每年投入2000万元，委托山西文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古建筑彩塑壁画抢救性数字化保护”项目。运用三维数据采集、三维模型重建、数字孪生等技术手段，在最小干预的情况下，对文物进行数字化复原。迄今，长治、晋城地区的41处低级别文物已实现数字化保护。

“每个数字化采集点位，都有文物专家全程参与。因为数字化采集能够更有效率地获取更翔实的文物资料，专家可实时给出意见，指导采集方向，从而为后续保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山西文博集团总经理董龄岳说，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保护好、传承好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文物建筑，留得住更要护得好（人民眼·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