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大米走进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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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弟弟李焕平的24年:曾借口找工作“卧底”成为“凶手”好友,嫌疑人落网供认后因找不到尸骨被释放2、不用身份证就能包房过夜?私人影院乱象曝光警方行动了3、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厅级村官”
寻找弟弟李焕平的24年:曾借口找工作“卧底”成为“凶手”好友,嫌疑人落网供认后因找不到尸骨被释放
10月10日上午,台风离境后的湛江雷州市鹅感村,太阳重新照在菠萝地上。44岁的李海玉跪在路边,朝着远方呼唤着弟弟李焕平,放声恸哭。
一群孩子围在路边,挥舞着树枝打闹。李海玉记忆中的李焕平,和他们有着相仿的身高。
李海玉老家在湖南邵阳,兄弟姊妹6人,她排行老四。最小的李焕平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和李海玉感情最好。1992年,父亲李中祥到广东湛江承包橘园,时年9岁的李焕平跟着来到湛江。这一别就是29年,李海玉再也没能见到弟弟一眼。
根据李海玉及其家人的说法,29年前,因为工钱问题,李焕平疑似被雇工易某青带走。
从1997年初中辍学,李海玉就开始寻找弟弟和带走弟弟的“凶手”易某青。24年来,她走遍多个省份,开过理发店,在网上被骗钱,还差一点被拐卖。借口找工作,李海玉“卧底”成为易某青的好友。直到2020年,易某青被警方抓捕。
然而等待李海玉的,却远非她希望的那样。据当地媒体报道,易某青被捕后,向雷州警方供述,李焕平早已被他杀害。同年7月,姐姐也才告诉李海玉,多年前曾发现疑似弟弟的尸骨,并埋在了鹅感村。
2021年2月,因为尸骨无法找到,李焕平下落不明,再加上“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尸检鉴定及现场提取的刀具均已丢失”,湛江市检察院认定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易某青作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易某青被释放。
24年的追凶得来如此结局,李海玉不甘心,又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10月15日的一份答复函中称,目前正在调卷审查中。
10月10日,回到埋尸骨的现场,李海玉蹲在路边哭泣。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宝贝疙瘩”
李海玉的老家向阳村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东南,群山环绕,距离最近的国道五公里。
10月2日下午,李海玉位于老家的房子,简单的水泥粉刷显得粗糙。二楼的窗户未安装玻璃,傍晚时刻,像两个黑洞盯着房前不远处的山。一张床一张餐桌之外,屋里再无其他家具。
李海玉说,房子本来是8年前为弟弟建的,她现在凑合着住,“我弟的事还没结果,也没心情装修。”
李海玉在家中养了三十多条流浪狗,每条狗都有名字。陌生人靠近围墙,狗就在院子里狂叫,在她的眼中,这些狗就像家人。
李海玉的母亲王满妹今年73岁,18岁时嫁给李中祥,之后一连生了6个孩子,都是女儿,二女儿不幸夭折。
未出阁前,王满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学医后在村里做村医。十六七岁的姑娘,白天做工,晚上拎着药箱为村民治病,挣的工分比父亲还多。
王满妹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她刚嫁到向阳村时,李家还吃不上青菜。她跟丈夫养母猪,承包鱼塘和橘子园,开供销社,三女儿出生时,她家就成了村里最富的家庭。多位村民提及李家,向新京报记者感慨,李家的房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可惜后来全塌了。村民到李家借稻谷,王满妹把出借的谷子数量记在墙上。
勤劳能干并未让王满妹收获尊重。当时的湖南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家里没男丁就受人欺负,被称为断子绝孙的“绝户头”。李海玉的奶奶到寺庙求子, “败家子也行”。
1983年,35岁的王满妹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李焕平。他成了一家人的“宝贝疙瘩”,也只有他在名字中使用宗族辈分里的“焕”字。超生需要罚款500元,在八十年代不算小数目,计生干部拉走了家具。王满妹心甘情愿交了钱,在手写的户口簿上添上了李焕平的名字。
王满妹去哪儿都把儿子带在身边。八十年代,乡镇里很少有人见过果冻,王满妹给儿子买起来毫不心疼钱。李家的几个孩子中,只有儿子小时候有机会照相。
在李家,脸部线条粗犷、说话大嗓门的李海玉,最像父亲。李海玉经常听见父亲感慨,遗憾她不是个男孩。李海玉家里的狗笼子和谷物筛子都是她自己做的,缺什么都动手做。
因为像男孩子一样淘气,李海玉被父亲打得最多。三姐李海萍回忆,每年春节祭祖,祭品摆在院中长凳上,李中祥领着孩子跪拜。李海萍和姐姐们远远地躲在后面,李海玉就跪在前面,起身时经常打翻祭品,“她每年挨打,每年还都跪在前面”。
其他姐姐年龄差距太大,妹妹又年龄太小不懂事,李海玉从小带弟弟玩耍,两人感情最深。小时候,每年收割水稻,李海玉和姐姐们扛着秸秆换零花钱,都会给弟弟买零食和玩具。
李海玉把房子建在稻田旁,房子对面不远处就是两座圆形荒山,山间一条小路曲折通向山外。沿着屋后的田间小路,步行十分钟,就是杂草丛生的荒山。常年在外地漂泊,李海玉走在村子里,很少和村民打招呼。李海玉常在烦闷时一个人进山,在荒草丛和灌木林中待上半天。
10月6日,房子盖好了8年,李海玉还未来得及装修。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失踪的男孩
不幸来得很突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湖南人到广东省湛江市砍甘蔗,做生意。1992年,李中祥在老家经营家具厂失败后,和妻子来到湛江承包橘园。
时年9岁的李焕平以及三姐李海萍被带到了湛江,李海玉则留在了老家。这一别就是29年,姐弟从此再也没能见面。
父母住在湛江市北和镇鹅感村的橘园中干活,读小学三年级的李焕平,寄宿在迈车坎村的老师家。从鹅感村到迈车坎村,距离20公里,王满妹闲暇时坐牛车到学校看孩子,常常看见儿子在教室前的空地上玩抓石子。
迈车坎村民劳惠湘(化名)时年19岁,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时隔多年,他已经记不起李家儿子的姓名和相貌,只记得这个外地孩子说的是普通话,见面都礼貌地喊“叔叔”。
王满妹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了易某青来湛江打工,以及与丈夫发生冲突的过程。
那一年,21岁的易某青来到湛江,自称和父亲吵架离家出走。他没有身份证,闲聊间自称是新宁县回龙寺镇人,父亲在老家打铁。由于橘园中需要工人,李中祥留下易某青看守迈车坎村的橘园,自己照顾鹅感村的橘园。在橘园做了一个月后,易某青结完工资后离开。
当年12月22日,李中祥和朋友在鹅感村家中喝酒,易某青带着两个朋友上门,声称李中祥少给了他3天的工钱。王满妹说,橘园工人月工资五六百元,易某青3天没上班,扣了不足40元。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易某青放话,要让李家断子绝孙。
王满妹清楚地记得,那年12月24日,老师找到李焕平家,询问李焕平何时归校。
劳惠湘回忆称,事发两天前,易某青到学校找李焕平,称其母亲病危,将他从学校带走,一直未再归校。在劳惠湘的印象里,易某青在村里租房时间短,村民只知道他和孩子的父母是老乡。
官卫东是李中祥的好友,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他从村民处获得的信息,李焕平因为着急看望母亲,离开学校时都没来得及穿鞋,赤脚跟着易某青离开。
意识到儿子出事了,李中祥报警寻找易某青和李焕平,劳惠湘和村民帮忙寻遍了附近的橘园、水塘,还到附近的车站寻找,都不见踪迹。
1993年的2月19日,迈车坎村一位村民寻找走失的牛时,在一块甘蔗地发现一具腐烂的尸体。李中祥与官卫东一起到现场辨认,距离现场还有十几米,李中祥看到尸体上的衣服,立刻昏厥了过去。
三姐李海萍赶到现场时,法医已经将尸骨搬到旁边的水塘清洗。军绿色的上衣堆在鱼塘边,李海萍一眼认出,那是弟弟的衣服。
官卫东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他在现场留意到,尸体旁遗留了一把长约二十厘米的水果刀。死者肋骨上面有清晰的刀痕,衣服左肋下也存在刀口。法医做完鉴定,将清洗过的尸骨装入纸箱,交给李中祥。
按照李海玉老家的风俗,夭折的孩子只能埋在荒地,不能靠近祖坟。李中祥安排官卫东处理孩子的后事。
李海萍告诉新京报记者,表哥搬尸骨,她跟着官卫东找地方安葬尸骨。捡拾尸骨时,李海萍看到右手的大拇指骨头弯曲。“这是弟弟最明显的特征。”
“当地人忌讳,不让埋在附近。”官卫东将尸骨带到鹅感村附近,买了腌菜坛子,将尸骨装入坛中,埋在农场旁的树林里。
为了不引人注意,官卫东选择的位置随机,也未留下坟堆,只是暗中记下附近有一处水井,以便李中祥日后寻找遗骨。
10月10日下午,站在鹅感村路边,官卫东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埋尸骨的情景,并用石子在地上画出附近环境的示意图。他只记得周围是一片树林和一片剑麻地,如今附近都成了菠萝地。
10月10日,官卫东在地上画出埋尸骨区域的示意图。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寻人
儿子失踪后,王满妹担心留在老家的两个女儿,回到湖南。直到1993年下半年,王满妹才带着李海玉再次回到湛江。担心王满妹接受不了儿子的死讯,所有人都瞒着发现尸骨的消息。同时被瞒着的,还有李海玉。
在易某青被捕之前,王满妹和李海玉,一直以为李焕平遭人拐走。
王满妹四处寻找易某青,但没有人认识他。有村民曾告诉她,曾在贵州看到过一个很像李焕平的孩子。王满妹独自去了贵州,找到后发现不是儿子。
九十年代后期,湖南更新电子户口本,李焕平未能登记入户。王满妹至今遗憾,儿子就像在这个世上不曾存在一样。向阳村村民向新京报记者提起李家,都绕不开那个在户口簿上不存在的男孩。
李海萍也在暗中追查易某青。知道易某青老家所在的乡镇,李海萍曾悄悄报警。因需要案发地警方协查,李海萍寻凶之路中断。
李海玉回忆,父亲李中祥经常骑自行车到湛江、海口等地追寻易某青。1996年,父亲突然离家出走,到海南打工寻找易某青,“不要工资,管吃管住,就像个流浪汉。他有了消息就辞职出去找。”
父亲嗜酒,弟弟出事之后,李海玉再没见过他喝酒,“也不说为什么,可能心里怪自己喝酒跟易某青打架。”李海玉追问父亲弟弟是怎么丢的,李中祥从不跟她说。有时追问太急,父亲转身就离开,连饭都不再吃。
1997年初,李海玉辍学打工。听到熟悉的口音就打听易某青的消息,“找他其实是为了找弟弟,只有他知道把我弟弟带到哪儿去了”。
为了找弟弟,李海玉去过云南、贵州、四川、江西、浙江和福建,学会了四川话和粤语。一有弟弟的消息,她就外出寻找。为此,李海玉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工作。
李海玉组建了寻找弟弟的群,花钱请人在群里唱歌吸引网友,一首5块钱。她拜托朋友转发寻人启事,没有弟弟的照片,在寻人启事中,李海玉简单描述他手指弯曲的特征。她把家人的照片做成拼图,希望弟弟能在网上看到照片,记得姐姐们的样子。
李海玉求助网络寻人平台,却多次被骗,损失了将近一万元。
有一次,她还险些被拐卖。2002年,一名男子声称有她弟弟的消息,带她到广东寻找。在农户家里,男子用粤语跟对方说,2000元把她卖给别人当儿媳。“我假装听不懂,趁他们晚上喝酒时,从二楼跳下来落在沙堆上,逃跑了。”
李海玉经常一个人到各地寻找易某青的线索,有钱时住二三十元的旅馆,没钱时就睡在公园的长凳上。接受采访时,李海玉时不时地揉自己的膝盖。她说,这是因为经常露宿落下的一身伤病,“腿上有风湿,阴天就酸疼”。
多年找不到弟弟的消息,李海玉也想过放弃,但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一线希望。她有过一段婚姻,但仅仅维持了两年。李海玉几乎用全部的精力寻找弟弟,她想弟弟,想念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他是我弟弟啊,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弟弟。”
她想象过弟弟突然回家,带着孩子喊她姑姑。走在村边的山路,李海玉说,她曾想找到弟弟的那一天,要把鞭炮从镇上铺到门前庆祝,有着七八公里的距离。
2013年,李海玉用积蓄在村里建了二层洋楼,每层建四个房间,足够两家人居住。“我想给弟弟留个家,亲口跟他说一句,终于把你找回来了。”
10月7日,去湛江找弟弟的尸骨前,李海玉跪到父亲坟前。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父亲的遗愿
2006年开始,李海玉来到广州,经营起理发店。理发店开在广州市白云区神山大道旁,李海玉既当老板又当理发师。
10月8日,在这个已经停业一年多的理发店,摆放理发工具的手推车已经生锈。理发店邻近工厂和一个菜市场,来往人员密集。李海玉向新京报记者解释,理发店选址在这里,主要的顾客就是附近居民和工厂的工人,能经常遇到厂里的湖南老乡。
遇到同乡口音的顾客,李海玉就打听易某青的消息。追查易某青多年无果,李海玉听说他死在了外地,一度放弃寻找。“人都死了,也没有人再知道弟弟被带到了哪里。”
2012年,一位顾客告诉李海玉,易某青并未死亡,在外地做包工头,“当了大老板”。 李海玉追凶的念头重新燃起,打听他何时在何处做什么生意。
站在理发店中,李海玉至今清晰记得顾客在店内坐的位置和对话内容。她谎称曾跟易某青打工,借他140元钱给父母看病,最终打听出易某青新宁县老家村子的名字。
新宁县乡间稻田密布,村民多在田间放养鸭子。李海玉伪装成收鸭毛的小贩来到村子,又谎称是易某青的同学,向村民打听到易某青家的具体位置。
鱼塘边三间破旧的小平房是易某青的家,里面住着女人和三个孩子,从不见男人的身影。有村民告诉李海玉,易某青多年没回老家。辗转得来的唯一线索,看起来是那么的虚无缥缈。
李中祥患病多年,激动时容易咳血。弟弟出事后,姐妹们抱怨父亲把弟弟弄丢,母亲抱怨他执意去湛江做生意,一家人很少再见面。直到父亲去世,家人没吃过一顿团圆饭。
2014年11月,李中祥临终时,只有女儿李海玉守在身边。他从枕下拿出遗书交给女儿,只是告诉她李焕平失踪的经过,仍然只字未提发现尸骨的事。
父亲托付李海玉寻找易某青,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可能觉得我像他,能找到易某青”。
李海玉心里常常懊悔,如果不是她经常逼问,父亲会许不会生病去世。
10月8日,李海玉回到广州,理发店已停业一年。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卧底”追凶
父亲去世后,李海玉更坚定了追寻易某青的决心。她三四个月回家一趟探望母亲,然后悄悄地来到易某青家附近蹲守。
荒山、草径,李海玉对附近的地势烂熟于心。有时从早晨到傍晚,她就守在路旁荒山上,远望着是否有成年男子回到易某青家。
李海玉从未见过易某青。
2016年,李海玉守在易某青家门前的水塘边,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男子路过,随口喊一声“易老板,你回来啦”。对方竟有了回应,问她是谁。李海玉没想到,喊一声“易老板”真正找到易某青。
“你可是贵人多忘事,我以前跟你打过工。”李海玉多次回忆当时的情景:她暗暗咬住嘴唇克制住激动的情绪,借着听来的信息编造打工经历,说想跟易某青出去打工。
多年寻找易某青,李海玉单独办了一张手机卡,注册了微信账号。为套取易某青的联系方式,又不被怀疑,她关掉了电话卡数据,谎称手机欠费,留下易某青的手机号,用另一部手机添加他为微信好友。
回家之后,李海玉借口家中临时有事,无法跟他出去打工。
在易某青家,李海玉假装玩手机,偷拍下他的正面照片。
找到了易某青,李海玉想过报警抓人。但李海玉想到,既然自己能找到他,警方也能找到,为何多年没有抓人?她觉得,易某青肯定另有隐藏身份。
李海玉拜托朋友通过照片查证,才发现易某青的身份证上,名字叫易某华。但查证渠道隐秘,无法公开,她要易某青亲自承认。
间断与易某青保持微信联系,李海玉多次试探。李海玉问易某青父亲打铁的事,被对方否认。李海玉又问他在迈车坎村打工的经历,易某青称自己从未去过那里。李海玉感到,易某青提高了警惕,半年多不敢再联系。
李海玉不时打听易某青在外地的地址,易某青发送定位后,她偷偷到现场查实,再找借口回绝。李海玉担心,自己和父亲长得像,会引起易某青怀疑,她不敢轻易在易某青眼前出现。
易某青微信经常使用语音。为了让易某青亲自承认易某华的身份,2019年3月5日,李海玉借口手机信号差,听不清语音,让易某青打字。
“我就问他,我们都喊你易某青,为什么别人喊你易某华。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把我搞糊涂了。”易某青打字确认,自己叫易某华,易某青是学校读书的名字,“两个名字,就是一个人。”
李海玉打听到易某青在广西桂林打工,把消息告知给了湛江雷州市公安局。2020年5月22日,潜逃28年的易某青被捕。
2020年6月29日的《湛江日报》上,一篇湛江市公安局民警署名的报道称,民警出示证件时,正在打牌的易某青叹气,“我知道,欠账是要还的,这种日子总算到头了。”
易某青供认持刀杀害了李中祥的儿子,作案后隐姓埋名辗转在雷州打工,每次听到警笛声,顾不上领工资,拔腿就跑。逃离雷州后,他在云贵川一带山区流浪七八年,才回到湖南结婚生子。
10月15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答复李海玉称,正在调卷审查中。 受访者供图
从“红玫瑰”到“凄凉世界”
易某青归案,是李海玉最开心的日子,她以为有了找回弟弟的希望。但她等来的,却是弟弟可能遇害的消息。
李海玉曾在雷州市公安局看到过弟弟的死亡记录,但直到警方告诉她易某青亲口承认杀害了李焕平之前,她都愿意相信弟弟还活着。
2020年7月,姐姐李海萍也才告诉李海玉,多年前埋下的尸骨,手指和弟弟一模一样。
劳惠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去年6月份,他看见警察带着易某青回到过村里指认现场。
2020年7月28日,在警方的安排下,李海玉姐妹到鹅感村寻找尸骨。官卫东曾经记下的水井,早已被填埋,找不到以前的位置。
两辆挖掘机沿路边挖了200米,都没能找到尸骨。挖掘机离开时,李海玉放声大哭,跪在泥土中用手不停地刨土,直到双手流血不止。
找不到尸骨影响了检察院对易某青的起诉。2021年2月8日,李海玉收到湛江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
10月14日,新京报记者看到,在这份《不起诉决定书》以及《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中,检察院称,被害人李焕平下落不明,没有找到尸体,当年也没有作DNA鉴定,认定其死亡的证据不足;“本案的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尸检鉴定及现场提取的刀具均已丢失”,死因未能查清;仅有易某青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不能确定就是李焕平,因此认定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易某青做“存疑不起诉处理”。
收到《不起诉决定书》的当天,李海玉哭了一夜,微信昵称也从“红玫瑰”改成了“凄凉世界”。
官卫东告诉新京报记者,他记得发现尸骨的现场,警察拍照并从现场带走了一把水果刀,法医也在现场清洗尸骨,并做完了鉴定。李海玉不明白,现场勘查材料为何会丢失,至今警方也未对她做出明确的解释。
10月11日,新京报记者来到雷州市公安局,想就该案“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尸检鉴定及现场提取的刀具”为何会丢失等问题采访警方,了解李焕平尸骨的寻找情况。负责该案件的民警表示,警方也希望案件能进入起诉程序,关于案情,不接受媒体采访。
据一位中部省份县城的老刑警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基层公安局没有能力做DNA检测,刑侦主要靠采集指纹、脚印和物证。县公安局的案卷和物证分开保管,确实会因工作疏漏或外部原因,部分案卷材料损坏或丢失,但一般情况,重大案件材料都会单独重点保管。
这位老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抓捕归案的嫌疑人,经过警方侦查,由检察院批捕和公诉。检察院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检察院如果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就说明案件存疑,不能认定嫌疑人有罪,公安机关接到检察院的通知就应该放人。
易某青被释放回家后,就外出打工,记者没能联系到他。易某青的妻子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多年在外地打工,从不在家讲他在外面的事,被放回家后也不愿多谈,“谁问起来,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李海玉担心易某青再次潜逃,向新宁县回龙寺镇派出所了解他被释放后的情况,民警以涉密的理由回绝了李海玉的请求。
李海玉向湛江市检察院提出申诉。9月8日下午,她收到湛江市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新京报记者看到,《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称“本案的现在证据无法形成紧密、闭合的证据链条”,因此认定检察院之前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处理适当,李海玉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检察院不予支持,审查结案。
李海玉不甘心,又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10月15日的一份答复函中称,目前正在调卷审查中。
多年过去,环境几经变换,埋骨的人记不清具体地点,李海玉被困在了寻找尸骨的难题中。
第一次挖掘尸骨无果,李海玉做了多种尸骨已经不在现场的假设,希望能在附近找到蛛丝马迹。一年多过去,李海玉提起寻找弟弟的尸骨就陷入自言自语,至今她还是经常梦到弟弟喊她。
今年9月底,雷州警方联系李海玉,表示同意再次挖掘尸骨。时间临近,李海玉显得焦躁,不时地自问,“真找不到弟弟该怎么办?”
10月10日,李海玉再次回到寻找尸骨的现场,去年挖开的路面已经种上桉树苗,只在路边还能看出土壤翻动的痕迹。
10月10日,李海玉边走边呼喊弟弟的名字。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在四公里的乡道上,李海玉来回走了一天,脚上磨出血泡。天色渐暗,李焕平尸骨埋葬的位置仍无法确定,李海玉希望扩大搜索面积。
蹲在路边,李海玉轻声念叨,“实在找不到我弟,我就放弃了”,围在她身边的人沉默不语。
新京报记者 聂辉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卢茜
不用身份证就能包房过夜?私人影院乱象曝光警方行动了
休息时看场电影
已经成了大家放松消遣的好方式
有时候笑笑就过去了
感觉生活也还行
我们都知道
一般看电影都是去电影院
不过在一些地方
有一种叫做“私人影院”的场所
却悄悄出现了……
没想到的是
这种场所里却暗藏玄机
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
这里就是
大家口中的“私人影院”
街坊小伟说
自己曾在网上找到一家私人影院
和女朋友一起体验过
“一进去就发现有一张床,里面有投影仪可以看电影。不过他们的卫生条件是参差不齐的。”
对于
小伟也比较担心卫生条件
他发现
私人影院的服务和民宿有点像
有些情侣都会
选择去私人影院约会
而且还不需要用身份证登记
“158元小房两小时观影”
“周末节假日178元两小时观影”
……
这些广告
就出现某生活APP上的
不过在评论区
有不少消费者进行过负面评价
“床单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出来后身上起了疙瘩还很痒……”
“房间没窗户,屋子里有一股韭菜味,散都散不掉。”
有消费者
提问称“未成年人可以吗?”
“可以休息睡觉吗?”
商家也回复称
洗澡看电影睡觉都是可以的
晚上十点以后提供通宵民宿服务
记者走访发现
私人影院的包间内
有沙发、床铺和观影设备
还有洗手间和拖鞋
设备和民宿配置相仿
这些私人影院大小、装修风格各异
但它们都有一个特点
▼
“藏”在商用楼或居民楼里
很多商家都表示
来他们私人影院不用身份证
“成年了就行”
对于“私人影院
是否持有相关证件时”一事
店员表示不清楚
据现场观察
暗访的这几家私人影院
并没有悬挂营业执照
那这些可以
随意收留客人过夜的私人影院
到底有没有相应资质?
记者把情况反映到公安部门
民警到相关私人影院
现场执法
自7月16日起
广州警方对全市旅业、民宿
时租日租出租屋等
临时性住宿场所开展整治专项行动
目前
已查处违法场所352间
其中取缔非法旅业125间
行政拘留违法经营者83人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对未履行实名登记责任的
临时性住宿场所予以警告处罚的87间
予以罚款十万元以上的3间
来源: 广东公共DV现场
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厅级村官”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扶贫“上瘾”,15年间把一个个后进村带成先进村、小康村
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厅级村官”
陈华在黑龙江省绥棱县靠山村玉米地里查看玉米长势(7月10日摄)。本报记者齐泓鑫摄
“比农民更像农民”,住在村民家,干在群众前。
“政府老陈”“陈科长”“陈处长”“陈主席”“陈书记”“老陈头”……村民对这名“厅级村官”的称谓五花八门,但对陈华而言,老百姓真正把他当成自己人,才是最好的褒奖
一身迷彩服,晒得黝黑的皮肤,这就是十几年来老百姓最熟悉的陈华——“比农民更像农民”。
“政府老陈”“陈科长”“陈处长”“陈主席”“陈书记”“老陈头”……村民对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下来的这名扶贫干部的称谓五花八门,陈华不在乎自己被叫什么,在意的是自己为农民做了什么。
如何把各顾各的村民人心聚拢起来?如何把党员开会都开不起来的“脏乱差村”反面典型村带好……
15年间,陈华把一个个后进村带成先进村、小康村,他有什么“大招”,什么秘籍?
其实他也有过“挫败”,难过得躲在玉米地里抹眼泪,一个劲地反思“为啥老百姓理解不了?为啥一片好心干不成事?”
一个真实的“厅级村官”到底是啥样?记者带您到黑土地去看看。
“靠山村有了新靠山”
靠山村地处小兴安岭西南麓,村民主要靠种田为生,是典型的农业村,曾被评定为省级贫困村。2015年9月,已连续驻过7个村的陈华转战到靠山村任第一书记,这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站。
那时,靠山村是个典型的“脏乱差村”,村部简陋,党组织软弱涣散,村集体欠债60多万元,叫党员开会都开不起来,村民对脱贫不抱什么希望。
为了摸透村情民意,陈华白天走村入户,晚上把村干部、老党员和村民代表召集起来聊天,给靠山村“号脉”。
“村容村貌是村子的脸面,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精神气儿。”陈华决定从老百姓的日常起居干起。他多方争取资金,带领村民修道路、架路灯、建广场、改厕所,带着老百姓养成生活好习惯,很快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以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夏天不穿雨靴不敢出门,现在村里是水泥路,出门想穿啥鞋就穿啥鞋,就连开车都省油了。”谈起村里的变化,村民唐贵忠笑得合不拢嘴。
泥草房改造是脱贫攻坚的一项硬指标。为了解决贫困户、无房户、危房户的住房问题,陈华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团队规划设计,建起一座保暖节能、适合集中居住的“幸福大院”。
盛夏时节,35间房的“幸福大院”宛如一个四合院,鲜花掩映着白墙,中间空地种着绿油油的瓜果蔬菜,花坛的一块石头上刻着“幸福园”三字,景象既清新又温馨。
70多岁的贫困户李国琴夫妇是“幸福大院”的首批住户,已经搬来五年了。“以前住泥草房,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都得用盆接。”没想到,通过宅基地置换,老两口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如今,老两口在房前种菜,房后养鸡鸭,把家里的12亩土地流转出去,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再加上村集体光伏发电、农机分红等,他们过上了安稳的晚年生活。
在陈华看来,只有让村集体强起来,把产业立起来,才能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然而,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在家门口打工挣钱对村民来说是份奢望。
为了给村里“立业”,陈华组织党员带头发展花卉种植项目,并积极联系销路。几年来,靠山村的花卉产业已经在周边地区小有名气。
今年正月初五,已退休的陈华从哈尔滨赶回村,一边忙着疫情防控,一边领着二三十名贫困户在温室大棚里培育花苗。村部到花卉基地有十多公里,天冷路滑,陈华就开车拉着村民们去基地。有时候人多,一车拉不下,他就再回来接一趟。等晚上干完活儿,再把他们一一送回家,村民一人一天能有七八十元收入。
从6月初开始,70多万株串红、海棠等花卉陆续进城了,装点着哈尔滨市不少公园、街道和居民小区。贫困户曹金英靠种花挣了4000多元,心里也乐得像花儿一样。和她一样,村里80多个贫困户和边缘户通过花卉产业鼓了腰包。
除了花卉种植,陈华还带着村民养大鹅,种黏玉米,培育黑毛猪。利用国家扶贫资金,村里购置钩机、大马力拖拉机等农机具,组建机耕队;召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组建村劳务施工队,既供本村使用,又到外面“打工”,村集体一年能有20万元收入。
产业活了,百姓富了,靠山村35户贫困户79人全部脱贫,村民人均收入从2014年的7000元增长到2019年的13000元,村集体已有40多万元盈余。
靠山村找到了新方向,百姓觉得有了“新靠山”。村民曲彬说:“陈书记像火车头一样带着我们走上了快车道,我们只有往前奔,哪还能退回去?”
2019年12月23日,年满60岁的陈华接到退休通知,似乎给这一切画上休止符。没想到,村民们早已向组织递交了联名信,按下一个个红手印,请求让陈华留下。
“新的工作队刚组成,要扶上马送一程,村里还有好些事没干完,心里实在放不下。”陈华不走了,村民们开心了。
住在村民家,干在群众前。在陈华看来,驻村工作队就像火种,要想方设法让村里的火苗燃起来,遇到困难大家相互鼓劲儿一起蹚过去,最终打造一支不走的工作队,这就是“驻村工作队精神”。
“做给老百姓看,领着老百姓干”
饶河县西林子乡兰桥村是陈华开启十几年驻村生涯的第一站,也是他与农村工作最初结缘的地方。
那是2006年4月,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到新农村建设任务,还是科级干部的陈华自愿报名。“我是一名复员军人,为老百姓干事就是我的职责,最看不得老百姓过苦日子。”陈华说。
刚到兰桥村时,带队老领导给陈华讲了报纸上登的“一把扫帚扫出新农村建设”的故事,还以身示范给他上了一课。从此,“一把扫帚”成了陈华在村里打开工作局面、走进老百姓心里的“利器”。
陈华回忆说,那时的兰桥村是当地出了名的落后村,从环境就能看出来。很多村民连自家环境都搞不好,更不关心公共卫生。每天早上五六点,陈华就拿着扫帚去扫村子,走在路上只要看见垃圾就捡起来,有人再扔他再捡。
他的举动让老百姓“看傻了”,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来村帮扶的干部不少,本想着他在村里待几天就走了,没想到他不走,还真干事。”“他多干活也不多挣钱,咱本村人……”
看在眼里,痒在心里,村民们终于“绷不住劲儿了”。先是党员跟着干,后来群众也跟着干,再后来大家都比着干,生怕卫生搞不好丢了脸。就这样,兰桥村大变样,成了远近闻名的样板村。
陈华始终觉得,扶贫不光是要钱、要项目,有钱干有钱的事,没钱干没钱的事,找事干才有价值。
时任饶河县西林子乡党委书记刘宝钟回忆说,虽然当时驻村没说是扶贫,但现在看,陈华的工作队当年在兰桥村做的就是扶贫,水、路、房、厕、环境、产业,那时候都改造发展了。
“他不是指挥员,而是战斗员。”曾任靠山乡乡长的绥棱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鹏回忆说。
在靠山村,冬天村边转弯路积雪结冰,每年都会发生十多起交通事故。刚到村里的陈华看到没人管,他独自一人用车灯照亮路面,连夜清雪除冰,有的村民开车路过不禁落泪,有的老党员透过家里窗户看到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夏天,连续降雨导致村里内涝,淤积的树枝、垃圾堵住水流,陈华跳下去伸手就掏,几个小时下来,积水灌进雨靴,双脚泡得发白;建“幸福大院”时,陈华把自己和工作队的每个人都变成劳动力,运材料、搬水泥、刷油漆,“自己多干一点,就给村里省一点”……
陈华回忆说,他驻过的村子里,不少村基层党组织薄弱,“三会一课”基本空白。要想让村集体重新找到主心骨,就是要“做给老百姓看,帮着老百姓办,领着老百姓干,说给老百姓听”,“干部要跟老百姓捆在一起干”。
靠山村党总支书记王志强曾是村会计,多年患有糖尿病,2017年村委会准备换届时,他并不愿意挑起这副担子。“陈书记是来帮我们的,他一砖一瓦都带不走,却这么拼了命地干。他比我还大几岁,就凭这股劲儿,我也愿意跟他一块儿干!”在陈华的激励下,王志强担起了重任。
“人气起来了,基层党建强了。”令陈华欣喜的是,如今靠山村已有57名党员,每年都能发展两名,不少年轻人觉得“入党能为村里多做事很光荣”,主动要求入党,村里事业发展有了后备力量。
“现在村里有事一张罗,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就来了。赶上饭点,陈书记让我们在村部吃,要是做的饭不够,他从来不先吃,等别人吃完了他才吃。桌子坐不下,蹲在地上扒拉口面条,心里都得劲儿!”村民纪秀林说。
“把村民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再难也得办”
靠山村地处努敏河灌区末梢,一到春耕时节,上游用水量大,水很难流下来。慢慢地,村民们开始不交水费,水库也不再放水,就这样僵持着,水田常常“喝不饱”、产量低。
2016年春旱,打下去的井不见水,田里裂开了5厘米宽的口子,有的地方鞋都能陷进去。眼看8000多亩稻田要“渴死”,大家很着急,村民荆贵宝坐在田埂上哭。
“种稻子,水的事就是天大的事!”陈华二话不说,跑到县水利部门沟通水库放水,把负责的干部领到地里来看。他又几经周折,请来省里水利专家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终于让稻田喝上了“救命水”。
陈华借机做通了村民工作按时交水费,水站也如期稳定供水。水源有了保证,水稻从原来的亩产800斤增加到1000斤,品质也提高了一大截。“多亏了陈书记,把这‘死疙瘩’解开了!”荆贵宝和村民们前来道谢,还送上了锦旗,这是靠山村两委收到的第一面锦旗。
像这样的“拉锯战”,陈华经历得不少,并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
2016年,盘算靠山村集体产业时,陈华通过研究扶贫政策提出一个设想:利用现有扶贫资金100万元,再从银行贷款100万元,成立农机合作社,可以争取500万元农机具补贴,这样村集体固定资产就能跨上新台阶。
令他没想到的是,村干部一致反对:“步子迈得太大,贷款有风险。”尽管陈华反复解释,还是没把他们说动,最终村里只采购了100万元的农机具。
就是这次“挫败”,让陈华难过得躲在玉米地里抹眼泪。“为啥老百姓理解不了?为啥一片好心干不成事?”他一边痛心,一边反思:眼前见不到好处的事,村民不会干。农业是个需要精耕细作的慢活儿,农村改革发展也要沉得住气,老百姓尝到甜头,自然会跟上。
可喜的是,农机具购进的第一年,机耕队在本村和周边县区服务就收入10多万元。村民喜出望外,大马力收割机等大型农机具开始“蚂蚁搬家式”地购置进来,机耕队也壮大起来。
在村民眼里,陈华总是风风火火停不下脚步,因为在他心里,还有很多事没干完,还有很多蓝图没有实现。
靠山村贫困户田德红,两任丈夫都因病去世,一双儿女相继辍学,眼前的苦让她“看不到头”。陈华知道后,把她儿子送到县城学习操作钩机,为她女儿联系学校上学,并自己开车把孩子送到学校。
如今,田德红从泥草房住进了“幸福大院”,同时经营着小卖店和磨米坊,儿子月工资达5000元,女儿张欣悦已经毕业。“要是没有陈书记,我可能早就结婚嫁人了,重新上学对我来说就是新生。”张欣悦说。
每年驻村时间不少于240天,是不少地方对驻村干部的基本要求。为了争分夺秒,陈华一年有300多天都住在村里。他住的最多的就是老乡家里,还有村部和村小学。在靠山村村部办公室,一张硬板单人床放上电热板,陈华就能熬过整个冬天。当地要提供更好的条件,他都拒绝,从不去住。
对自己不上心的陈华,却把村民一点一滴的小事当成大事。村民去省城大医院看病发懵,他跑前跑后帮着挂号、排队、抓药;村民进城买不到火车票,他帮忙买;村民房子要倒了,他争取资金帮着修;村部紧挨着猪圈卫生环境差,他组织规划清理重建;村民生活困难来争取低保,他二话不说,先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村民披上……
这些年,陈华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奖先进个人、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18年底,陈华被提拔为副巡视员。
“政府老陈”“陈科长”“陈处长”“陈主席”“陈书记”“老陈头”,村民对他的称谓五花八门,但对陈华而言,老百姓真正把他当成自己人,才是最好的褒奖。
“干到老百姓不需要我的那一天”
“如果今天办事顺利,我就回村里。如果不顺利,就明天再回去。”这是陈华一篇驻村日记的开头。他每次回哈尔滨,基本都是给村里办事,或者到省里开会,着急的时候常常过家门而不入。
“其实我明白,妻子希望我办事不那么顺利,这样就能在家里留宿一晚。”陈华说,妻子一度埋怨他“把家当成了旅店和饭馆”。
今年3月,因为疫情变化,道路封锁,回家轮休的陈华滞留哈尔滨,不得已在家里待了一个月。他每天都给村里打电话询问情况,还远程“遥控”村民种花。“他心里跟长了草似的,在家不安心,回村才踏实。”妻子焦炼说。
陈华有一对双胞胎女儿。2006年,两个女儿上大学,家里经济负担重,在一家幼儿园当副园长的焦炼决定提前退休,做生意挣钱。那时,她经营的汽修店缺资金、缺客源,打电话找陈华求助,陈华顾不上。
陈华心心念念的“战场”,焦炼只去过两次。一次是2016年入冬时,焦炼给陈华送衣服。一进屋看见满地的土豆、白菜,村民告诉她这是“为陈哥准备的”,她忍不住哭了:“在家有鱼有肉吃,在村里就吃这个,还总说自己吃得好。50多岁的人了,这营养哪儿跟得上?我们一家子吃饭的时候就想着他在吃啥,盼着他能回家吃点好的。”
2017年国庆假期,陈华在村里忙,焦炼带着女儿、女婿、侄子和外孙女到村里体验农村生活。车子开进村,侄子突然停下。原来,那个穿着迷彩服、戴着草帽、拿着铁锨清理路边垃圾的人就是陈华,混在人群里,焦炼没认出来,她的眼眶又一次湿润。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他心里装的都是村里的事,就装不下别的了。他享受农村工作,看着村民把日子过好了,他就高兴。”慢慢地,焦炼理解了陈华,就盼着他退休了能回家,没想到退休后他还是一个样。
陈华的小女儿陈雪焦在黑龙江一家报社工作,在她眼中,父亲向来严厉,很少和她们说笑。她没想到,自己真正了解父亲是通过同事的一篇报道。“原来他在村里做了那么多事,父亲真的很伟大,我很骄傲。”
女儿感动的时候,陈华却心有不安,因为女儿工作没有编制,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很多人对陈华说:“以你的能力帮孩子找个更好点的工作,是啥难事?”陈华却从没为自己和家人的事求过人,开过口。
在陈华家里,一套沙发已经用了30多年;一年几套迷彩服穿下来,他几乎不给自己买新衣服;家人出去旅行,如果花了5000元,得告诉他只花了3000元,不然他会觉得浪费,“不如你把钱给我”。这些年下来,陈华没算过为村里的事搭进多少钱。
家里人常开玩笑,“一人扶贫,全家上场”。村里种的25吨土豆要运到市场,陈华为了省钱,把女婿叫来一起搬,一忙就是大半夜;村民种的秋葵不好卖,陈华直接丢给开小饭店的女婿,换了钱就走;每次回家,妻子都会塞给陈华1000元,再回家钱包就空了,一次工作队队员来家里,妻子才得知“看见谁困难,他就塞给谁两百”……
陈华的父母多年前迁居国外,每年七八月回哈尔滨度夏。有一次,陈华到哈尔滨为村里办事,在楼下见了老母亲一眼,招招手就走了,老父亲腿脚不利索,拄着拐杖走在后面,连这一眼都没见上。陈华的父亲发微信说:“陈华,你的军功章上,有焦炼的一半!”
2006年开始,陈华先后在饶河兰桥村、宁安瀑布村、东宁东绥村、尚志大房子村、宾县江南村、杜蒙烟屯村、绥棱双合村和靠山村等7个县(市)8个村驻村帮建、精准扶贫,带领一个个后进村变成先进村、小康村。
驻村,帮老百姓干事,已经成了陈华的习惯。“每当离开一个村子时,回望村里发生的变化,就像欣赏自己的作品,内心非常不舍。等再次回到村里,见到这些百姓就像见到彼此的亲人一样,我就看到了工作的价值,扶贫干上瘾了。”
在陈华的带动下,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多名年轻干部主动申请转战扶贫一线。“80后”张柏林是陈华退休后靠山村新一任第一书记,2017年6月加入驻村工作队,正是因为被陈华的事迹感动。如今,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都组织一个党支部来靠山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加义务劳动,学习感受“驻村工作队精神”。
“我不知道终点是哪里,如果村里不需要我了,我就可以停下来了。”去年底,陈华“退休不褪色”,继续奋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第一线。(记者韩宇、管建涛、杨思琪、齐泓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