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金李2020中国要做两手准备

北大光华 金李：2020，中国要做两手准备

北大光华 金李：2020，中国要做两手准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深圳分院

疫情向全球扩散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将涌入中国？国际经贸中，政府应怎样为企业提供外交保护？对于全球供应链受影响，国内政策将如何应对，企业该如何处理？

美国经济的问题，已经逐渐显露了

特朗普当政以后，美国经济总体恢复比较平顺，资本市场一路向好，所以美国人在疫情之前，都受到这番景气的感染和鼓舞。疫情突然冲击，基本上把特朗普执政期的全部经济和金融成果打回原形，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过去那种过于乐观和繁荣的景象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之上。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近期美股多次熔断，背后就是美国人的恐慌。关于疫情的更多信息逐步释放出来，整个市场被突如其来的冲击给惊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快速地调整，剧烈地振荡。美国市场高度杠杆化，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给头部对冲基金带来巨大的赎回压力。这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本来没受影响的机构也都突然开始甩卖了，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恐慌的蔓延、危机的扩散。这些都反映了美国经济本身基本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和2008年、2009年相比，这次疫情已经更多地牵扯到基本面了，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的长期影响也会更深刻。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重大调整，不确定将来会调整成什么样。很多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性产生了一定的疑问。美国失业人数会非常高？疫情会引发新一轮全球大萧条？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时候，大家顺着往前看，得到的结论会很悲观。我个人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美国的常态化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确实会出现严重的萧条、大崩溃；如果处理得当，它就是可控的。我们不应该过于低估美国和整个西方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也是一次重大的机会，可以审视自己过去发展路径和模式，再加以调整、转型升级。

美国在国际上接连犯错，自毁形象

美国官方刚开始应对不充分，非常笨拙。一是很多官员不作为，觉得疫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美国没事；二是去年是大选年，他们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把疫情当回事。和前期相比，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有了非常大的改进。政治家们已经凝聚共识，放下很多的矛盾和斗争，通过了一系列的提案，修改现有制度……信息也快速透明地传导了，疫苗的研发，呼吸机和口罩的供给，应急医疗设施的搭建等也都跟上了。但是，美国的政客们在国际责任担当方面做得很差，对这个群体的名誉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也给美国过去在世界上长期维持的“带头大哥”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毁损。一是前期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事，轻描淡写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嫌疑，说中国的供应商都靠不住了，美国需要加强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紧迫感。二是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美国全面封锁其他国家，不给提供援助。美国现在已经是无力兼顾别人，大家也能理解，将心比心。但是它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没有帮助。三是对中国的抗疫措施指指点点，试图把责任转嫁给中国，污蔑中国隐瞒了疫情、控制不力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还希望中国能够给美国出钱解决问题。不论如何，这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亚洲裔等少数族裔的偏见、歧视，也对中国企业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长期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冲击。

中国要把自己稳住了之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涌入中国是大概率的事情。这是一种可能。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在国际上犯错，并且中国处理得当，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但前提是处理得当，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把自己稳住了，不能弄砸了。“不能弄砸”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好政策支持，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让进来的钱有安全感，从而更多的钱才能更放心、更顺畅地进来。现在，中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资本高度流通了，实体经济可能会出现“中美脱钩”。很多西方政客都在鼓吹“去全球化”，希望我们弄砸了，这样他们会有更多机会。虽然大家觉得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是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要真的想在国际上撼动它的地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联储在不断地量化宽松。老百姓都知道，钞票越印越多，将来肯定会“水”。之前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很多资产就都流向美元现金――在紧急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资产放美国安全。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长期不可持续的策略。避险情绪过去之后，大家都要兼顾资产保值增值，稳定和发展的需求。如果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得不到改变，很多人就会寻求别的去处。虽然我们平时不怎么说，但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较快地发展。即使是6%，也比全球平均速度还要快不少，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快1、2倍甚至更高。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将部分资产配置在中国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水涨船高”，对未来长期资产的稳定性也有巨大的好处。

全球产业链重构，需从2大层面下手

在疫情之前，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就已经开始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美国希望能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所以，不光是短期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也要考虑长期的问题：如果未来逐渐受到更多的影响，原来可以提供的半成品、原料，可以有的市场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得建自己的一套全球供应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也是全球参与进来的。这里面不一定有美国，或者美国的重要性相对比较弱，不再是主要的采购方了。这样，中国企业的未来才是可期的。这个过程，光靠代表局部力量的企业很难做到，还需要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协调，地方和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重新梳理各链条，进行传导，打通经脉，才可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尽快完成全产业链的调整。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物流、商流、资金流几个链条。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最需要依赖的还是来自于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像顺丰、菜鸟网络等物流企业，它们需要更好地对接上。资金流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仰仗。国外大的金融机构像汇丰、花旗等都不大可能给中国企业*，除非有很长期的关系、很熟了。它们有的对中国企业不熟悉，有的觉得中国治理机制不行，信息披露不完善，所以不愿意给中国企业借钱。再加上，西方国家本来资金就不充裕，一旦它们国内出问题，可能就出逃了，像大量资金从其他国家逃回美国那样，会对其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冲击，甚至出现崩塌。这时候，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不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现在情况很好，资金充足，保险等其他广义的金融机构也要跟上，才能把我们企业在海外的运作服务好。在这前提之下，如果我们再把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欧洲、拉美、中东等区域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中国企业原料和半成品的采购地、最终产品的输出地，那就把新的一套全球供应链给建好了。中国政府绝对可以大有可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将来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国家可以提供更多支持

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政府最合适承担的角色是协调辅助者、资源提供者。比如，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去国外做项目，可能会遇到各种政治上的非常复杂的事情，那我们的国家可以提供支持。其实，美国政府也这么做。如果一个美国企业在非洲出了事，被当地人欺负了，美国政府很可能就跳出来了，给它提供外交保护。我想中国政府未来也可以更多地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有，什么地方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什么风险等等，这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企业跑到国外去，对当地情况也不熟。这时候，国家可以给提供各种信息。国家层面得到的信息肯定比任何一家企业都来得更全面、更系统。包括对外出口或援助，有媒体报出来，说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不达标。事后仔细研究，发现只是中国的产品信息和外国的产品信息不完全通畅，标准混淆或其他原因，不见得是我们的东西不行。这种事情如果不解决，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形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市场化的事情还是得由市场主体来做，政府一定不能像以前说的“国进民退”那样，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玩不转了，等它到了国际上就把它给收编了。企业是第一位的，只有企业自己有强大的愿望能活下去、活得好，它才可能做到，否则政府怎么救它都救不活。

关于短期和长期，给企业的2个建议

疫情向全球蔓延后，我们很多的出口外贸企业受负面影响比较严重。按以前的说法，这些企业是“两头”在外，原料从海外进来，最终的市场也到海外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很多订单都大幅减少了。怎么办？企业应做“短期”与“长期”的两手准备。

短期，企业需要寻找替代性市场。

之前，国内去库存，很多产品没什么供应；疫情发生后，消耗了不少民生必需品；现在情况逐渐稳定了，外贸企业可能会在国内市场找到机会。刚开始做，别嫌国内的机会比较零散、比较辛苦。以前外贸生意好做，大单简单，直接把货发给国外，一下子解决了产能的70%，不用操心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国内订单不是那么的齐整，你可能得找10个、20个单子才凑够数。对于一些产业，不太容易找到替代性市场，那可以在工艺相近、储备力量足够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转产。比如，汽车的供应链条是最长的，这些厂现在可以考虑生产更多抗疫的设备。

长期，企业家也要懂“顶层设计”。

在疫情之前，我们国家已经释放了一些原来因经济、金融过快发展导致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压力。包括对地方政府和部分居民家庭的杠杆进行控制，遏制P2P爆雷、跑路等问题继续恶化。事后来看，如果这些风险当时没有被释放，都依然在，那到今天疫情叠加的情况下，恐怕金融市场一下子就全部疯掉了，国内企业就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这次疫情让很多企业家意识到，很充足的资金还有断链的可能。十年之后，这些企业可能辉煌得不得了，问题是这个坎儿过不去，中间就已经突然断裂了。很多企业家将所有的身家都放在企业里面，一旦出事，家里面其他的流动性就真的没了。一夜之间想把企业大甩卖，可能以一半的价钱都卖不出去。所以，我们需要留足更多的缓冲和空间。大部分人考虑的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取舍，但是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留3-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现金外，我们要有一定的流动性，在需要的时候容易很快出手。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会发现黑天鹅有，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只，所以分散风险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极端情况下，全球市场也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我们并不能说“他不行了，我很好”，全球都是同此凉热的。（本文首发于正和岛商业洞察）

金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任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金李教授也是全球公司治理联盟的董事和科学委员会成员。曾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从教10余年, 英国政府“杰出人才”殊荣的获得者。他的研究专长在于新兴市场金融领域，讲授企业财务、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及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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